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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上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成立十周年庆典暨学术研究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吴敬琏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主题演讲。

吴敬琏说，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与此同时，需求不振，出口增长缓慢，不少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如何稳定增长和克服困难，成为朝野关心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从各种意见、分析的框架，到实际的政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种分析的框架和由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引出的不同方略和对策。

吴敬琏继续解释说，一种是从需求侧去进行分析，就是“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入了一个下行通道的原因是因为需求乏力。这种分析方法源自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

但吴敬琏认为，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去研究中国的长期增长的问题，存在很大问题。

从实际表现来看，中国用这种方法来应对GDP增速下降已有很长时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在2009年采取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想拉升经济增长速度。2009年到2010年只在很短的时期，把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从年增长6%左右拉伸到8%以上，甚至到了10%，但是很短暂，到了2010年年末就开始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到现在，几乎每年或者隔一年就会采用这个强刺激的方法希望拉升经济增长。

吴敬琏分析说，这样做产生了两个负面的结果，一是投资拉动的效果越来越差。特别是到了最近两年，这个刺激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另一个方面，因为过度的投资，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即所谓杠杆率变得越来越高。

另一种从是供给侧的各种因素去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即关注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资和效率的提高。吴敬琏认为，用这种分析的框架来解释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的增长，是很有说服力的。

他说，依据这种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今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主要的驱动力量应该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主要依靠投入资源，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一句话，就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

关于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已经提出整整二十年。1995年中国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成效。

吴敬琏说，特别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了投资。所以在“十一五”期间，五年计划规定了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

但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没有转变。吴敬琏认为，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称，过去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存在实现这一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唯一的出路是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

在当天的会议上，对于多个领域改革存在的问题，吴敬琏也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针对简政放权，他提出，简政放权要制度化，一方面要很快地把市场进入的清单制定出来;另一方面，要根据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法无授权不可行”，制定各级政府的正面清单”

针对金融改革，吴敬琏说，金融改革的核心改革进展的不错，如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也就是把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但在金融市场方面有很多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证券市场的改革一直进展得非常慢，特别不好的消息就是股灾发生以后，显然看出一些迹象。从审批制改到注册制的改革似乎要推迟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吴敬琏说，财政改革进展总体可以，但遗留的问题太多，如价格改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改革，但又是非常关键的改革;而国企改革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现在看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一是国企定位，另一个是代表国家来掌握国有资本的机构，是管资本为主，还是要管人、管事、管资产。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实践中去解决，仍有很多难题。此外，自贸区建设还遇到各部门把住自己的权利不放的问题，使得负面清单难以缩短。

吴敬琏说，还有一些改革没有完全提上日程，或早就提上日程上来但是推进缓慢，比如教育体系改革、法律体系改革等需要向前推进，否则，“提高效率”就很难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