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突兀地，我的妻子，开始以“文字”为食，每天如此。

当医生用没有起伏的声音宣读着药方时，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冲动：要扒下那随着话语起伏的蓝色口罩，看清其嘲弄的笑容。

“每天两次，一次1.5万字，载体不限。”

(资料图)

但他推来的白纸黑字和其上的油墨味儿，在警告着我……这毫无疑问，是现实。“如果有代替药品，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在此之前，严格遵从医嘱。”听不出悲喜，看不清表情，他低下头，厚厚的镜片有些晃眼。

走出诊室，等候区的座椅上，一张张阴郁的脸……让我感到不安。我加快了离开医院的脚步，攥紧了那张荒谬的告示单，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

一天3万字罢了。

我曾经是这样安慰自己的，仿佛它只是我们日常中，一次无伤大雅的油价上涨，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那时候，一切尚未明了，我们还没有将这种怪诞的症状称之为“食文症”。

虽然有着一个拗口的称呼，但“食文症”的症状颇为直观：抛却那些没有依据的臆测和毫无成效的研究，简而言之，“食文症”会改变患者摄取营养的方式：阅读，会代替饮食，进行养分供给——正常人一分钟的阅读速度是三四百字，而一次“必要阅读”需要的时间，正好是30分钟到一个小时，和我们吃饭的时间相等。

荒谬又合理。

在最初的混乱后，政府与科研机构立刻对这种症状进行了研究。但，没人能揪出这恶作剧般灾难背后的原理。如今看来，与其说是病症，不如说这是一场世界性的超自然现象——一夜之间，患者众多。

我很难再对这场异变进行什么客观的阐述，但我可以在这里记录它给我带来的直接影响：一切和文字创作相关的产业，水涨船高。作为出版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妻子入院的第二天，我才能抽出空暇时间，匆匆赶往医院。

而后，在冲击性的事实面前，茫然无措。

在白日和午夜连续更替的茫然无措间，我开始被迫接受眼前的现实——为了维系爱人的生命。

最初的两年，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如同不受控制的野草那般肆虐开来，出版行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赋予了“制药”的职能——书籍也第一次，成为种类繁多的医用消耗品。我利用水涨船高的薪资，搬入了灾难发生前不敢妄念的宅邸，但不是为了勾勒美好的未来蓝图，而是为了将仓库及地下室改建为书房。

当第一个书房被书籍挤满时，我方才理解了这所谓食文症，具有的“耐药性”特征：根据患者阅读品位的不同，书籍能发挥的重复阅读价值相当迥异。

为了弄清楚这背后的规律及可能性，我开始加入各种各样的食文症交流群，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病患及家属。在触及了众生相般的各色困苦后，我没有得到任何具有实际价值的情报……这个病症在不同个体上烙下了迥然不同的痕迹，但留下的，是相似的悲怆与无力。除了沉默地递上自己的名片，我没有其他帮助他人的手段——因为在我的身后，是堆满了大半个别墅的“药盒”。

它们是被翻阅过的书籍，失去了最后一点药用价值，被随意地丢弃和堆叠在阴暗的角落。

依照最开始的医嘱，“服药”的速度本不至于这样夸张——但病情也在恶化，她需要的文字量越来越多。

我不得不开始寻求实体书之外的“治疗方式”。

第三年的时候，我购入了很多的硬盘，用于储存不同格式的电子书。

即便是那些在异变发生前称得上是富余的资产和人脉，在名为食文症的灾难前也愈发无力。面对日益严重的病情，我们一点一点丧失了筛选作品的权利——为了满足她每日必需的文字量，我们无法再对文字质量挑三拣四……

很难想象，饥不择食会被用在我们身上——她明明是，那样瘦弱。

更可悲的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饥不择食”可能带来的后果……直到那场毫无征兆的晕倒，闯入我们的生活。“营养不良”，那张带着油墨味儿的白纸黑字，下达了科学对其的判决，但却像是个玩笑——我难以理解，为什么食文症的表现，会和饮食这样相似？

为什么文字的分量和质量，会左右患者摄入的营养？

为什么没人能解释这种异变的成因和原理，为什么，为什么已经三年了，特效药还毫无音讯！

但我没法咆哮，也不知道该指责或是质疑什么。

我只能坐在她的床前，看着她消瘦的面庞，把哭嚎扼在喉咙之中。

当我把视线移向床头的相框上时，脑子里会闪过最初那些日子的……一些碎片：我会捏着她有些肉感的小腹，调笑着，然后挨上几下软绵绵的拳头。

我感到喉头有些松动，情绪仿佛将要泄堤的洪水，将我逼入浴间。而当我从冰凉的水中抬起脸时，我所看到的，仿佛不是镜子中的自己，而是她下塌的脸颊。原来食文症不止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莫名地，我开始轻笑。

我对时间的感知力也开始扭曲，日常变成了时而湍急时而低缓的河流……

当时间流入第四年的末尾，我辞去了工作……专职为她写作。我这才理解，食文症在这4年间，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远不止于身体。

她越来越寡言。

相处的大部分时光里，她只是平静地凝视着，只是凝视着——仿佛我也是一本书。而更让我难以适应的，是其对于文字的挑剔，宛如旧日里用膳的帝王家。日复一日，我的日常向我积压了过来，生活的空间变得逼仄，以至于被压缩到了床与书桌之间，两点一线——很多时候，我甚至没有余力，离开那张书桌。

而当我离开书桌，往往意味着每日的配额已然完稿：当我将那些文字装订起来，送到她的床头时，她会用恬淡的表情，阅读着我那些拙劣的文字，然后恰到好处地进行分析与建议。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文字——如果可以的话，明天还想看。”

最后像是句点一般，加上这句称赞，日日如此。

但我知道，不是的——她那如同竹竿般的躯体，在继续向内坍缩，如同一个黑洞。

她看的文字太多了，故事、修辞、风格……只要出现同质化的重叠，那些文字就难以满足她的“胃口”。所以为了让她活下去，我必须写出更具冲击性、更具实验性、更具创意性的文字，更具……直到我在书桌上失去意识。

当我醒来时，已是两天之后……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个文绉绉的中年男人，他的笔迹和声音一样温厚：“正长身体的年纪，我怕伤到眼睛，所以每次都亲手抄录下来……没办法，字得写端正些。”

他的孩子，在半年前离世了，没熬过14岁。

但他很感谢所有对他曾伸出过援手的人，其中也包括我——在成为我的主治医生前，我们曾在某个食文症交流群中有过片刻的交谈。

家里的“储备”只有四五天的量，我没敢在医院多停留。回家时，我经过了那家熟悉的二手“药店”。

“对她还有效的‘药’，这一个月只找到了三本半。”店长是一个面露凶相的大汉，但却能记住每个顾客的用药需求，亲自试药……并进行筛选。

我接过那些斑驳的书本，他们看起来，并不像是出版号所显示的那般——明明只出版发行了六七年，却仿佛经过了几十年时光的磨砺。

我道了声谢，他没有说话，递了根烟。

只有这种时候，我才会想起：最初在巷尾寻见这家药店时，它还叫书店，我还不会抽烟，她还没有得病——我们会一起，流连于书架之间。

第六年的后半年，我参加了她的葬礼。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悲喜——她走得很静谧，吞下了安眠药，安然地睡去。

穿着黑色的西装，我去了医院，感谢那个温厚的医生——他送给我的手稿，那些曾为自己孩子创作的文字，是用两辆卡车拉过来的。

我去了药店，那个汉子比我要难过得多，在狭小的书店里哭出了声——我很感谢他，他和我妻子的阅读品味相近，是很好的朋友。

“家妻于昨日凌晨三点去世，五年来感谢各位陪伴。”

我在各个食文症互助群，感谢了一直分享文字和经验的“病友”们——这些群已经许久无人发言了，但却曾给了我很多、很多帮助。

但最终，我们都没能等来文字之外的那份“特效药”。

我在外面走了一天，晚上11点才回到空荡荡的房间。

我没有吃东西，而是在书桌前坐下，提笔……仿佛是被追逐着那般，我在11点40分前停笔，将作品打印下来，走到床前。

那里，空空如也。

我终于不用控制声音，情绪泄洪般喷涌而出，淹没了整个房间。

去年的最后一天，世界上登录在册的最后一个食文症患者于欧洲逝世。

我这才知道，我的妻子是我们国家，最后一个食文症患者。

站在此时此刻，回首看向食文症的近十年，仿佛是一场幻梦，无数人离我们而去——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除了这些文字。

我本来以为它们已是无用之物，直到我搬家时，打开了地下室的狭间——那里面，装满了细致到标点符号的批注。

有批评，有纠正，有建议，有对未来的期许……她那消瘦面庞与平静神色下的热情，填满了字里行间。

“如果可以的话，明天还想看……后天也想看，想，一直看下去。”

原来，她没有撒谎啊——原来不只是痛苦。

我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委托朋友，替我发行这本依旧拙劣的著作。

于是，有了这本《药》。

作为“药引”，我想再写下去就过于啰嗦了……故就此停笔。

望各位，能在这本已不再是“药”的书籍中，寻见属于自己的意义。

许健城（21岁）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生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