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作品关注台湾历史和现实，新作《刺客聂隐娘》表现武侠精神

人物简介：侯孝贤，1947年4月8日出生于广东，1948年移居台湾。电影导演、监制及编剧，台湾电影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悲情城市》《恋恋风尘》《海上花》《最好的时光》等。2015年推出新作《刺客聂隐娘》。

暌违银幕8年，侯孝贤拍出了第一部武侠作品——《刺客聂隐娘》。该片5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时便成绩不俗，一举夺下最佳导演奖。在大陆上映前，《环球人物》记者采访到了侯孝贤。他并非传闻中那般不苟言笑，戴着白色鸭舌帽，时不时做出一些肢体动作。在谈到舒淇扮演的刺客杀人时，还模仿起她那副狰狞的表情。访谈的80分钟里，他偶而脱下帽子，露出花白的头发，这时你才会记起：这已是一位年近七旬的电影前辈了。

恨不得有时光隧道回去几天

《环球人物》：为何拍古代的武侠作品?

侯孝贤：我上学时很爱看书，什么小说都看。这蛮奇怪的，因为年少时我并不爱学习，生活中除了看电影之外，主要就是赌博、打架。小学五六年级开始看电影，当时高雄凤山有三家影院，每家只要换片，我就去看。当然，是用各种古怪的方式进去，比如爬墙、自制假票、剪铁丝网……

我上初中时，从图书馆借过《人猿泰山》《鲁滨逊漂流记》等名著。上大学时喜欢看唐传奇，还看了一大堆武侠小说。对书，是单纯的喜欢，跟看电影一样。

22岁服完兵役，我考入艺专(现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科。毕业后先当场记，然后做副导演，再后来是编剧兼副导。我写的第一个剧本《桃花女斗周公》是根据元杂剧改的;第二个剧本《订婚店》是唐传奇里收录的一篇。所以断断续续会看一些古代的东西，从中了解到那时候的生活状态、细节。当决定要拍《刺客聂隐娘》时，我会更仔细地搜寻，架构一个想象。

《环球人物》：拍摄前是否要做很多考据工作?

侯孝贤：一定要考据。有些字你在普通读物里看不到，像一些床字边，或片字边的，要查《辞海》，那些都是以前的家具。还要看《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当你把要拍的那部分历史看了很多以后，就变成有用的讯息，譬如说藩镇如何形成、势力如何强大等等。有时候，我恨不得有时光隧道回唐朝几天，但真是不可能!

《环球人物》：唐代多侠女，越女剑、红线女等都有看点。为何对聂隐娘有兴趣?

侯孝贤：聂隐娘的想象空间很大。她的父亲聂锋是个将军，原著里道姑看中聂隐娘天资聪慧，去找聂锋说要教她，聂锋没理会，结果晚上女儿就被偷走，过了13年，道姑才送她回来。道姑是要训练一个杀手出来，最早教她杀猴、狮子，后来带她去市场刺杀某某。她再去刺杀一个坏人时，看见坏人和小孩在一起玩，不忍下手，一直等到天亮才找到机会，回来后师父责怪她，告诉她“须断其所爱”，下次要把小孩先杀了。这种文字的想象无限，比影像还厉害。

《环球人物》：聂隐娘是侠女，但她身上似乎也有冷血、狠绝的一面。对她的角色是如何定位的?

侯孝贤：不必有什么定位。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可杀、可不杀。师父说什么人该杀，她上去一个人头就落地。看到有小孩，她就一直等下去。拍这段情节时也很有意思，我们搭景的地方是一片空地，风、阳光都是真实的。正在拍时，一只飞蛾突然出现，我们都吓一跳，小孩却去扑那只蛾，抓到又飞掉，后来小孩睡着了，自然而然，很快就拍完了。本来我还想要设计一些细节，这正好。聂隐娘也类似这种，都是自然而然的情节。

《环球人物》：怎样才是您心目中的侠?

侯孝贤：我最初认为侠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不是那么简单。当侠客是很辛苦的，当个有侠气的女刺客更辛苦。无论是侠客还是刺客，都要有自己的判断：什么人该帮，什么人该杀?所以我设计的聂隐娘会有反叛。她第一次杀不成是因为有小孩在，她有妇人之仁，没办法下手;第二次杀她的爱人田季安，更难。她就是注定不行。我拍的《刺客聂隐娘》基本上就是一个刺客不能杀人，自己终于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等于是清醒的一个过程。

在创作时观众是不存在的

《刺客聂隐娘》剧照

《环球人物》：第一次拍武侠片，您学到了什么?

侯孝贤：就是你没有准备的东西，到时候要改也没法改。不过这也不是这次学到的，之前就知道了。学到什么?(沉默思考片刻)不知道耶(笑)!

《环球人物》：过去您拍的片子很少有这种频繁的武打场面?

侯孝贤：现代的打斗还不简单，乱打就行，流氓打架有什么?看谁狠、谁敢、谁先嘛。

这次的打戏，基本上是实打，演员身上都有伤，虽然刀不是真的，但砍到还是会很痛，会有淤青。刚开始很难，弄了好久。我一直盯着舒淇，打的时候不能一脸扭曲的样子，因为真正的高手过招是很冷静的，我对她说：费德勒打网球你看过吗?他球速多快，但他接发球都没表情的，功夫厉害的一定是这样子，于是光表情就练了好久。有人说可以用替身，问题是再怎么找替身，还是得露脸，没办法。

《环球人物》：为什么选中舒淇来演这么一位冷酷侠女?

侯孝贤：电影的动人之处在于人，这个人有意思，我就会用，哪怕非演员我都会想办法。从《千禧曼波》开始，我就一直用舒淇，主要因为她这个人的状态，对人对事的纯和实，一直没变。张震也是我很熟悉的人。

我拍戏是不排练的，因为剧本和各种关于电影的数据，演员都看了，大概有什么对白、内容，都有交代。演员自己表达不容易，但他们的注意力会因此很集中，不受干扰。如果是提前排戏，要一直练，排到很熟，熟了以后就是套路，套路就没意思，没有突破，节奏通常会被绑死。

《环球人物》：怎样的武打算精彩?

侯孝贤：电影里不要花招，看到就烦死了。从胡金铨(香港导演，代表作《大醉侠》《龙门客栈》等)时代一直过来，我也看了很多武侠片。传统武侠片招式比较多，我觉得不太真实，想拍出写实和力道，但找不到可以仔细设计动作的人，所以最后我就自己琢磨，很困难的。

《环球人物》：拍好一部武侠片，有什么必备的要素吗?

侯孝贤：武术要好、演员要练、钱要多(笑)。如果这些都准备充分，就有味道了，再来就是你导演说故事的方式了。

《环球人物》：编剧谢海盟写的拍摄手记里，提到当您对戏中有戏剧性的桥段动刀时，向您抗议：“我们又要少几千张票房啦!”您笑笑，照砍不误。不考虑情节对观众的吸引力吗?

侯孝贤：我一直有一句话：在创作时观众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直想着观众，那是另外一种东西，另外一种电影。你要走哪条路其实是个人决定的，但大部分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不走观众路线，路会越来越窄。现在电影已经蓬勃到这个程度，像我这样拍片是很奢侈的，这个片花了快9000万元人民币，谁玩得起?玩不起的。所以我可能会越玩越没钱，但就算没钱我也会争取拍自己的电影。

人就是人，逃不掉

《环球人物》：有人说现在“胶片已死，数码当道”，您为何还坚持用胶片拍摄?

侯孝贤：数字我不熟，从来也没拍过，用胶片用习惯了。

《环球人物》：生活中您有非常老派的一面，比如不学开车也不上网等，是想与现代社会拉开距离吗?

侯孝贤：没有啦。我只是觉得没意义罢了。会上网，能得到很多信息那又怎样呢?这些信息有什么特别的吗?我不知道。有时候我太太会给我看一些，还不都是那些传来传去的八卦、奇奇怪怪的秘诀，譬如金鸡独立的好处等。这些信息我都不需要。正统的信息我公司的助手会帮着查资料，比如皇帝死了以后的诏书，他们查得很快，我何必去学呢?

《环球人物》：您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作为身处东方的导演，作品如何在西方世界获得认同?

侯孝贤：你做的是你最熟悉的、擅长的，你以为他们看不懂，其实未必，要不然西方的片子我们怎么看?你懂我意思吗?那是通的，无论写的是什么，翻译成中文，我们看了还是一样啊，因为人就是人，逃不掉，难道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只是有些宗教、有些习俗不一样，我感觉这种影响不大。主要是你怎么用影像表达。

我的方式就是一个镜头到底，手法很简单，重要的是你为什么拍这一幕?时间、地点、人物一定要界定清楚，不是演戏那样演来演去，而就是自然而然的那样。

《环球人物》：您之前的作品，像《悲情城市》《恋恋风尘》，探讨台湾历史及现实真实的一面，聂隐娘这个题材完全不同。

侯孝贤：我拍台湾历史或现实，基本上是自己熟悉的。对熟悉的事物拍了很多之后，就大概知道社会、人性是怎么回事，对人跟人的关系也会有个认识。聂隐娘这部电影，就是根据史料的线索，加上我自己的想象。

《环球人物》：有一阵子您经常对现实议题发表意见，后来怎么就沉默了?

侯孝贤：我不会去想那么多了。当初我谁都敢呛，但你发现那个东西是没用的!还想那个干什么呢?最简单是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管在家或社会，有一天自然会不一样。

《环球人物》：无论是之前拍的乡土电影，还是现在的聂隐娘，为何结局都是苍凉?

侯孝贤：人世本来不就是这样吗?苍凉只是我们的感觉，对生命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你看我现在还在运动，但记忆力已越来越差，跟人约的事情常忘了。

(记者 邢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