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廊闲话》中内容由作者钱胡美琦与钱穆先生在日常闲居中交流切磋而来，其观点也映照出钱先生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疼惜与执著。

内容简介

《楼廊闲话》以关怀社会和人生问题为主旨，探讨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中国人应守和必守的常道。涉及教育、做人、幸福等方面，包含诸如守旧与开新、奖励与惩罚、人的尊严、职业精神之类的话题。

《楼廊闲话》中内容由作者钱胡美琦与钱穆先生在日常闲居中交流切磋而来，其观点也映照出钱先生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疼惜与执著。

作者简介

钱胡美琦(一九三零——二零一二 )，江西南昌人。一九四九年随家至香港，成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学生。一九五零年迁居台湾。一九五二年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再至香港。一九五六年，与钱穆先生结为伉俪。一九六七年，随钱穆先生定居台北士林外双溪素书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在中国文化大学讲授中国教育史，后与钱穆先生共同创办素书楼文教基金会，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普及。一九九一年，召集成立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禅心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个人著述主要有《中国教育史》《楼廊闲话》等。

这几天在报上看到有关一北商专校长痛于学生犯错不知惭愧，自己带头，向国旗及国父遗像下跪忏悔一事引起社会不同议论。报导中说：“有人认为这事有伤学生自尊心及体面，有人认为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学校体罚学生，校长的作法无异是一项严重的错误，采用下跪更是错误。”读后感触良多，引起我们夫妇“闲话”，特以“人的尊严”为题，谈谈我们的管见。

人的尊严，应该分三层讲，一是“生命”的尊严。生命赋自天地大自然，飞禽走兽，对其生命，各有尊严，人有他的生命，即有他的尊严。我们不能无端抹杀某一生命的尊严。但在人的世界里却更有一个“人格”的尊严，照中国人传统的讲法，这是“人性”的尊严。

“人格”二字是西方人所使用的，实际上，人格尊严是紧接着生命尊严而来。有一个人格即一个生命，我们要保障其生命，连带及于其财产等一应具体事项，其保护方法，则凭法律。所以西方人讲“人格”，实际上是一法律名辞。每个人都有他的人格尊严，如果他犯了罪，损害了他人的生命及财产等，定要经过审判由法律来裁决他的罪，这是西方文化传统如此。但我们东方传统并不认为每一人格都有他“无上”的尊严。中国人在人格尊严上更看重“人性”的尊严，这与西方人讲人格尊严有所不同。

“性”是天生的，一个生命有一个性。可是生命是发展的，从婴孩到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生命发展，人性也随之发展。发展人性，应有一更高的理想，要待“人性”的发展达到了某一个阶段，才始完成他“人格”的尊严，亦完成了他“生命”的尊严，这是有关教育上的问题;因东西双方对人生看法不同，所以西方人从开始就看重“法律”，而东方人从开始就看重“教育”。可以说，法律是保障生命的，教育是培植人性的。培植人性，也可说即是培植生命，培植人格。因为人性就在人的生命里，就在每一人的人格里。

例如一盆花，一棵树，一枝一叶须我们的修剪，甚至一枝上三朵花苞，有时得修去两朵，好使这棵树这盆花长得更像样，开起来更悦人，难道这会违犯了花树生命的尊严吗?毋宁是说，相反的，这是要更完成花树生命的尊严。因为在修剪过程中，加进了人的一番理想，即所谓“文化的理想”，中庸上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中国人说这一番理想，也即是天的理想。在天的理想下，要经过人文来培植，来成长。换言之，天的理想要经过人的培植与完成，才见其尊严。有天无人，一任自然，即无尊严可见。

譬如我们布置一个园林，栽了这棵树，旁边别的树便该取消。种了这棵花，旁边别的花也要取消。其它的杂草杂树都要取消，要使所培植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花都完成了它的尊严，这一个园林也有了这一个园林的尊严，不该任杂草丛生地乱长，一任自然，甚至可无花树，也无所谓园林布置了。

栽树种花布置园林如此，人的教育也一样。在学校教育之前，先要有家庭教育。小孩生在家庭中，有他生命的尊严。他虽是一小孩，也有他人格的尊严。但是这个“生命”与“人格”，还需要人类的文化教育来培植，来完成。譬如说，小孩在家应懂得“孝”，这不是父母私心要小孩如此。“孝”是一种天性，小孩懂得如此才像样。

子女生在一个家庭里，懂得对父母尽孝，这个家才是一理想的家，这个小孩才是一理想的小孩。孩子不孝，做父母的就得指点他，教训他，要他孝。这孝道，从小就需培养。譬如一家人同桌吃饭，这小孩不顾父母兄姊，一人肆意先吃，这便是不孝不悌，父母兄姊就该加以制裁，要教他等待父母兄姊先下筷子才跟着吃;这并不是损害了孩子的尊严，正是要培植完成他的尊严。

孩子不听命，父母严词训斥没有用，只有罚他下桌，不许吃，这是一种教育手段，教育方法。小孩受了教，才慢慢会懂得做人。教育须从小培植，就很省力。待他年龄大了，习久成天性，他都懂了，在家做一孝子，入则孝，出则悌;进入社会，也是一个举止合度的人。这种生命，这种人格，才是最尊严的。好多孩子，生来不就懂得孝悌，不就懂得坐上桌子吃饭该等待父母兄姊先下筷，这是要家庭教育来培植的。

孩子长大了进入学校，当然有他的生命尊严，有他人格的尊严，但更重要的，在其“生命”、“人格”的尊严之上，更应有一个“人性”的尊严。中国人说，这是“人品”的尊严。“品”是有高低等级的。

学校的重要，在教育学生有“品”，不是仅教学生有自由。教育是有理想，有选择，有标准的。教他这样，不教他那样;培育他这一面，不培育他那一面，背后有教育理想。不讲理想，何必办学校，何从施教育?学生从楼上扔东西向楼下，此事应否管教?学校讲教育，此等处自该管教。如果说管教学生便会损害学生的尊严，则不知楼上扔东西的学生有尊严，楼下过路的人是否亦有他们的尊严?

有人说，扔东西没有打伤打死人，照法律规定，只应罚六百元。但任何一个社会，不能只有法律、没有教育。每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不进法堂，可是不能不要家庭，不进学校。纵然法堂裁判扔东西的学生可以一元不罚;但学校教师对此学生仍应管教，仍应处罚，这是教育。

中国人讲“人性”，孟子讲人性“善”，荀子讲人性“恶”，后来又有人讲人性善恶混。究竟人性是善，是恶，是善恶混，在此且不讨论。但孟子讲人性善，说人应该教，荀子讲人性恶，也说人应该教。性善要教他不向恶，性恶要教到他懂向善。孟子因主性善，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因主性恶，所以说每一个人要“守礼”“守法”。要教人懂“礼”，也懂“法”，在家庭，在学校，在教育。我们不能只讲法，不讲礼。

法庭与法官警察只讲法，在家庭，在学校，就应多讲礼。家庭学校讲了礼，人人跑进社会，懂得讲“礼”，“法”也可退处一旁。这个世界才是一个理想的好世界，这个社会才是一个理想的好社会。如果大家只看重法，不讲礼，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好。

讲“法”也该从广义来讲。一种是政治上所规定、法堂上所执行的，另一种是学校教师也有法，更一种是家庭父母也有法。一个家庭该有它的家法，不能任从孩子来自制法，也不该让孩子无法无天。行为不端，只望警察来管，父母不能管，学校师长不能管，说管了就损害了孩子们的尊严。这道理说得通吗?

我们对一件事，应先辨是非。就商专这件事来说，商专校长至少怀有一番教育的心情。这不仅对扔东西的学生，即对全体学生，也都有一番教育意义。假如教育当局认为校长处置不对，应提出一方法，使每一学校负责教育的人都有一方法可守，使学生们不致如此放纵。然而人事是很复杂的，古今中外也都没有一套死的方法来限制负责教育的人。施教者与受教者，各有其不同的处境，与其不同的性情，所以不能用一套死的方法来教育。有的学生，只需好言相劝。有的学生，非严厉管制不可。不仅学校，乃至于宗教团体也一样，教会也一样可以开除神父牧师或修女。

孟子说：“不屑之教诲也者，亦教诲之也”。这仍是一种教育，只是一种严厉的教育。中国古人说：“摒之四夷，不与同中国。”这个人实在太坏了，纵不杀他，须赶他出国，这也是一种严厉的处罚，但也同样是一种教育。我们现在，则学校不许开除学生，又不许处罚学生，试问对于一些不守秩序，不遵规矩的学生，有甚么更高明的方法来贡献给学校的师长们，也教师长们保留得一些尊严?

中国古人讲“天、地、君、亲、师”，法律只是政府所定，我们不能只要有君，再不要亲与师。现在大家反对专制，要讲民主，家庭与学校不是比政府法堂更接近民主吗?若在家要顾到孩子尊严，而不顾父母尊严，那家又如何存在?在学校，要顾到学生尊严，而不顾师长尊严，那学校又如何存在呢?似这样的社会，不尊父母，不尊师长，只尊法官与警察，试问社会尊严何在?整个国家民族的尊严又何在?难道民主精神便是如此吗?

至于讲到“下跪”，有人认为处罚学生下跪，更是校长的过错，但下跪也是一种“礼”，比较握手、拥抱、鞠躬更显得庄严虔诚。中国人自古对祖先对父母表示最上情感的方式都下跪。对不孝子孙罚令下跪，也是一种教育方法。现在人认为封建。但下跪之礼也不是只有中国人用。西方人对上帝下跪，天主教也对神父下跪，我们没有人敢批评，难道我们对国旗、国父遗像下跪，便该批评吗?

每当在殡仪馆看见孝子们也和吊客们一般，只向死去的父母行鞠躬礼来表示他们最后的敬礼，我心里就自然泛起无限悲伤，毕竟父母不同于一般人，三鞠躬不足以表示我们对父母逝去的哀思。鞠躬下跪，固只是一种形式，然而人的无限情感却可依靠此形式来表达。那下跪至少也表达了我们私人人性的尊严。商专校长教学生们对国旗、国父遗像下跪，也只要教青年学生们接触到一种“人性尊严”的肃穆心情。所以校长亲自下跪，并不损伤校长之尊严，又何尝损伤了学生们的尊严，更何尝是用来作一种体罚呢?

(本章选自钱胡美琦的《楼廊闲话》/九州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