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改革37年来，我们经历了超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现在被认为是中高速增长或者叫中速增长。那么，下一步到底会怎么样?

　　中国下一步的经济面对很多困难

　　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当投资快速增长的时候，经济就会以的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正反馈起作用。这就是过去我们常常讲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这会导致经济规模和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和扩大。

　　那么同样由于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当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时候，整个经济的增速也会以负向的正反馈迅速下降，使得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

　　因此，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时候，必然出现产能过剩。原来按照预期需求，我们增加了很多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生产能力。当经济明显减速，产能过剩就会非常严重，特别是钢铁、煤炭等等一下就剩余很多。很多企业订单不够，开工不足，处于生产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这就必然导致很多的企业盈利下降，而企业的盈利下降又导致了好多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状况恶化。有的省今年以来财政一直负增长，在部分地区甚至养老金的支付都出现了困难。很多企业亏损，无力偿还债务也传递到金融业，导致整个经济非常困难。

　　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变为中高速或中速这个阶段，其原因大家有很多的分析。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改革开放37年来，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其标志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周边新型国家相比，我们劳动力成本方面竞争优势在下降。

　　现在大家都在预计“十三五”时期增长速度。我接触到的有些人看法比较悲观。但是我觉得，中国保持6%，5%或者高一点，这个增长速度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增长潜力还有，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一些人的悲观估计，让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80年代初期，国内曾经展开的一场争论。就是当时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花20年时间经济增长翻两番的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那时候不少经济学家是持悲观态度的。已故著名经济学泰斗孙冶方当时正处于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坚持认为翻两番是可能的经济学家之一。

　　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回顾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我们该对未来的增长速度怎么看。因为按照“十二五”规划和我们定的目标，今后还是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才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那么现在如果降到5%、6%，这个目标怎么实现?

　　记得当时持悲观观点的人，都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基于数字的分析常常是讲中国的资源情况怎么样，中国的能源情况怎么样，中国的资金状况怎么样。这种技术派的经济学家常常用这个办法来测算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怎么算都达不到。所以，不少人认为翻两番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过去37年里，这些目标基本上都一一达到了。为什么?

　　我认为,当时这两种不同的估计和分析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把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力和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考虑进去。如果你完全从技术角度出发，它是一个趋势外推的分析方法，是按原来既定体制推测未来。因为如果把计划经济作为既定不变的体制，那翻两番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有把改革的因素考虑进去，才能把中国潜在的发展动力激发出来。历史已经证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20年里我们超额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而且这种发展势头又持续了10多年。

　　改革是克服经济难题的唯一利器

　　如果不考虑改革的因素，就事论事来技术分析的话，我们未来的困难可能会被高估。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困难。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37年，也就是70年来我们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进行改革开放。我觉得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

　　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改革从来都是被逼出来的。1978年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就是被肚子逼出来的。农民饿的不行了，要讨饭了，就冒着“死罪”搞包产到户了。90年代中国比较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改革，也是被逼出来的。当时我们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是亏损的，所以才有了90年代大规模的、非常深刻的国有企业改革。

　　前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确定了许多改革的任务。这个改革的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四个改革纲领性的文件。第一个改革纲领性文件写于1984年，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二个纲领性文件是1992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纲领性的文件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第四个纲领性的文件就是刚才提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如果从1984年开始算的话，这四个文件前后指导了中国31年的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改革文件写得非常好，可以说面面俱到。但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两年改革进程不尽如人意。到底是时机未到，还是面对的困难压力还没足够大呢?这个当然见仁见智。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前，全社会特别是经济学家们都期盼着一个顶层设计的出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就是一个顶层设计。但现在看来光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最近中央深改小组提出，要鼓励基层进行探索，允许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改革当中试错。就是说，做错了不要紧，但不可以不改革或拖延改革。你先按照中央的总体设计给我改，做错了可以再总结经验重来。因为很多的改革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要允许每个人去试错，允许犯错。我认为这表明了中央坚持改革方向、大力推进改革的巨大决心。

　　改革被阻滞要用开放推动

　　从这届中央开始就非常重视用开放来促改革。在十八大闭幕不久，上海开始搞自贸区试验。现在又有不少地方也提出申请要建立自贸区。可见中央看到，在整个体制改革没有可能全面推开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搞自贸区试验来从点上突破。

　　中央决定在上海搞自贸区试验的文件里明确说，要做一些在全国可推广、可复制的试验，这就明显体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中央的战略意图就是用开放的办法促进改革，先从点上进行突破，来推动全国的改革。

　　但是，上海自贸区建立至今，已有两年左右，好像进展也不太令人满意。我看到中央部门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也有不满意的，学界也有不满意的。为什么呢?在刚刚搞上海自贸区的时候，一些学者就提出一个观点，说自贸区试验通常不太容易成功。因为自由贸易一般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和制度的安排。让一个地方与其他主权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就很难给出有别于其他各地的特殊政策。特别是中央部门怕所谓的监管套利，就是我们讲的钻政策空子。所以，现在看来以点促面的策略似乎也不太成功。

　　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才能促改革

　　所以，我今天想讲的主题，就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才能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

　　最近几天大家热议的是TPP。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要用新的思维对待新的事物。我总觉得，有些对于市场和商业上一些现象的分析，如果关起门来常常说得振振有辞，言之有据。但是如果把那些分析和判断，放在一个国际大背景下去看待，就会发现其实非常荒唐可笑，没有什么道理。

　　前段时间一些商人在国内的项目有买卖交易，就被人扣上政治化的帽子。这种言论你关起门来说，大家似乎听得血脉贲张。但以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视野来看，这就是正常商业行为。当初欢迎外资到中国投资，现在又说那是为了来赚中国人的钱。现在别人把钱投到国外，又说为什么把钱送给外国人。这种奇谈怪论，确实让人联想起十年动乱的荒诞年代。

　　同样对于一些改革和政策，关起门来讨论我们想怎么做、应该怎么做的时候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你把这些改革方案或者政策方案拿到一个国际大背景下，就会看出根本就行不通，没有任何出路。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的改革，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宽阔的国际视野，把一切问题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考虑，才能获得突破。否则我们的改革怎么弄都不对。只有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放在一个国际市场竞争的背景下去讨论，大家才容易取得共识。

　　比如说对TPP，我个人就觉得应该进行正确的解读。现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TPP是对中国的围堵，我认为这是比较狭隘的思维模式。现在国内有一种惯性思维，碰到一个问题难以理解或者难以解决，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首先会说这是不是有境外的敌对势力在破坏。这样你就不容易找到答案，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如果看不到TPP是一个全球性的贸易规则的改变趋势，而是想它是专门针对我们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防它。这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第二种看法就是过度夸大TPP规则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曾经跟我的同事说，是不是把我们在2001年以前，关于WTO讨论的一些报告拿出来回顾总结一下。当时我们看到的那些WTO对中国的冲击带来的困难，哪些后来真的出现了，哪些后来根本没有出现，还有哪些甚至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原来有人认为中国加入WTO可能会一败涂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不仅没有一败涂地，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在本世纪十多年的增长，是充分分享了WTO的红利，充分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所以，我们应该以这个积极的态度去看待TPP。前两年在与一些重要的国家进行民间对话时，我们一些学者慷慨陈词批评别人为什么要用TPP来对付我们。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我们国家官方已经明确表态，我们欢迎TPP，对TPP采取开放的态度。

　　当然中国加入TPP有一个创造条件的过程。在进入TPP之前，我们要积极进行区域性的或者双边FTA的谈判，用全面开放来找到解决经济和改革难题的途径。(专栏作家 李剑阁)

　　作者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本文为作者在财新“2015中国新加坡高层论坛——新经济挑战与机遇”上的讲话。